优点比我多，缺点比我少，影响比我大，毛病比我小，优点均胜我，劣迹没我多，本事比我大，是我之楷模！
诗人陶渊明是一个怎样的人 扩展
陶渊明是一个隐者，是一个田园诗人，陶渊明是一个想象力丰富，十分幽默的人。他从小饱读诗书，他才华横缢，受人敬仰。他会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的方式表达，却让读诗的人理解见仁见智。他不慕荣利、率真自然、安贫乐道。陶渊明(352或365年一427年)，字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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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我们熟悉的诗人，但是越熟悉的人往往越容易误读。在我们的印象中，陶渊明是一个采菊东篱下的隐逸高人，是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铮铮怒汉。这些理解都对，但并不全面。或许把陶渊明作为一个政治诗人，会有一种别开生面的视野。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大将陶侃。要了解陶渊明的趣味、立场，就不得不提到陶侃在盘根错节的东晋王朝中的位置。陶侃出身贫寒士族，且可能有江南蛮族（溪族）血统，这在门阀贵族把持朝政的东晋王朝中是很难立足的。当然，陶侃的军事才干与政治魄力使得他得以脱颖而出，历任广州刺史、江州刺史，官至太尉。但另一方面，东晋王朝根深蒂固的门阀政治和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又使得出身寒士的陶侃在仕途上比同时代人更加艰辛。贵族琅琊王氏家族中的大将军王敦主政其间，王敦为了扩充势力而将陶侃排挤至边陲广州担任刺史，这无疑是门阀政治对陶侃的一次无情摧残。后来王敦叛乱被平定，陶侃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但琅琊王氏与陶侃之间的宿怨却一直难以弥合，以至于新兴贵族庾亮向琅琊王氏家族的宰相王导发难时，陶侃坚决站在了庾亮的一边。应该说，与琅琊王氏的对立态度成为了陶氏一脉的家族记忆。这直接导致了“不为五斗米折腰”一幕的发生。
按我们通常的印象，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乃是如萧统《陶渊明传》里记述的那样，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有督邮来到县里视察，陶渊明不愿按照礼法整顿衣冠迎接，于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辞官。陶渊明这一形象虽然很“酷”，但假如仅仅如此，这顶多只是一种文人的自尊自负，和“万古浔阳”的高标格还有老大距离。研究魏晋文学的大家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给出的一段考证，则恰恰告诉了我们陶渊明是怎么样的以及应该是怎么样的。根据逯钦立先生考证，陶渊明29岁时任江州祭酒，但他的顶头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却恰恰是琅琊王氏的一个不肖子孙。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五斗米道是东汉末兴起的道教的一种。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其实应该理解为“不为信奉五斗米道的王凝之折腰。”前面已经说到，琅琊王氏的大将军王敦曾对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无情打压排挤。父仇不共戴天，而祖上之仇也同样九世必报。《春秋公羊传》里鲁庄公与杀父仇人齐襄公一起打猎，《春秋》于是谴责鲁庄公不孝。陶渊明知书明礼，自然不会与先辈的仇人握手言欢，何况是屈居其下，仰其鼻息。这是家恨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王凝之本人也实在是个丢脸的货色。王凝之才具平庸，但偏偏因为家族显贵而娶了同是贵族门第的咏絮才女谢道韫，以至于谢道韫摊上这么一位之后不禁感叹道“不意天壤之间，乃有王郎。”没想到天底下，还有小王同学这样的奇葩啊。所以，天性傲岸的陶渊明又怎么能忍受这种庸人的使唤，于是辞官解印，归去来兮。
当然，如果仅仅是家族记忆的牵绊，陶渊明的伟大还是有限的。陶渊明不仕祖仇只是其高风亮节的一部分，“不仕二姓”才是陶渊明隐居生涯的最终完成。曾祖父陶侃虽然在东晋王朝仕途偃蹇，但毕竟是东晋王朝的臣子，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东晋王朝成全了作为寒门和蛮族的陶侃。对东晋王朝某些门阀贵族的不满，并不能盖过其对东晋王朝的忠诚。也正因为陶侃对晋室的忠诚，影响了作为后嗣的陶渊明。家族记忆之上，是更高的国族认同。但东晋王朝最终却被刘裕建立的刘宋王朝取代，而陶渊明却偏偏经历了这一历史剧变。这使得陶渊明的隐居不仕由起初的书生意气变成了最终的遗民心态，家族记忆升华为更大的家国情怀。应该说，陶渊明的“不仕”经历了一个由相对到绝对的嬗变。在由鄙视王凝之造成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后，陶渊明的仕途并没有从此断绝。隐居之后几年，陶渊明妻子去世，隐居的草庐也因失火而毁坏。穷困之中的陶渊明不得不再次出仕以求生存。三十四岁那年，陶渊明在江州刺史桓玄的邀请下出任幕府。桓玄谋反之际，陶渊明便趁机因母丧而辞职。桓玄不久篡晋，刘裕大破桓玄，并提拔陶渊明为镇军将军参军。后来陶渊明一度担任建威参军，在刘裕做大做强之后，陶渊明似乎嗅到了点什么，于是辞职，终身不仕。陶渊明这一段出仕的经历颇为值得注意。陶渊明的曾经的隐逸高名使得他成为了权臣们争相笼络的金字招牌，但陶渊明对这两位“恩主”却一直处于依违观望之间。一方面，这个时候的桓玄、刘裕虽然已是权臣，但仍然是晋室的臣子，陶渊明接受他们的征召并不缺乏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另一方面，桓玄、刘裕二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既可能成为“治世之能臣”，也可能成为“乱世之奸雄”，当最终后者被证实，桓玄、刘裕均篡晋之后，陶渊明才选择了真正的归隐，从此不复出仕。（不少学人都对陶渊明《述酒》诗的政治寄托有精当分析。可看钱志熙先生《陶渊明传》）历代文人一直在打造一个陶渊明神话，他们只喜欢隐逸的陶渊明，而不喜欢出仕的陶渊明，甚至以出仕为原罪，以至于宋人叶绍蕴以害怕桓玄逼迫，保全性命“不伤生”的理由为陶渊明出仕辩护，这都是书生不懂政治的迂腐之见。其实陶渊明的仕与隐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诗人兴会，更是躬逢乱世之际的政治决断。陶渊明的出仕，说明了他的认同，陶渊明的归隐，说明了他的拒斥。陶渊明的仕与隐，体现的是且仅是陶渊明的政治态度。陶渊明的伟大品格也不是来自不食人间烟火的归田园居，而是来自其爱憎分明，金刚怒目的决断意志。
刘裕篡晋建立刘宋王朝之后，曾经派人再次到山上邀请陶渊明做他的著作郎。陶渊明自然不会答应。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陶靖节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不可”是作为东晋遗民的陶渊明的绝对律令，而“不忍”则是作为诗人陶渊明的个体选择。“不可”和“不忍”构成了陶渊明作为政治诗人的底色。此后，陶渊明拒不使用刘宋王朝的年号，而以甲子纪年，这在以年号建元的王朝兴替中，无疑表达了对刘宋王朝合法性的根本否认。几乎所有研究陶渊明的文献都跳不开《南史·陶渊明传》的这一段：“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不是文人对陶渊明的定义，而是史家对陶渊明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传统史学当作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经学图解，我们就能领会这段文字的分量。可以补充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总被我们解读成一种遗世独立的趣味，但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别开生面地告诉我们，桃花源其实是东晋期间滞留在中原的汉人为抵御五胡乱华而构筑的坞堡，“避秦”所避的秦不是焚书坑儒的秦王朝，而是当时氐族人建立的蛮族政权前秦。这种传统的华夷之辨，乃是陶渊明家国情怀的延伸，也是陶渊明现世关怀的体现。陶渊明的眼光何尝离开过他的时代他的国？与其说《桃花源记》是对乌托邦的幻想，不如说是对中原汉人艰苦抗争、顽强生存的礼赞。
美国保守主义学者阿兰·布鲁姆说“政治人物，似乎是诗最感兴趣的东西。”因为“不能把握道德现象的政治思想是野蛮的，不能被正义的激情所激发的艺术是微不足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渊明的诗歌正是以政治人物为核心的篇什，只不过这一政治人物不是那个时代主宰乾坤的桓玄、刘裕，而恰恰是那个不断追问，不断决断的自己。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使得陶渊明不可能脱离天下国家去书写布尔乔亚式的田园牧歌，去政治化不是诗的升华而恰恰是诗的堕落。傲霜的东篱菊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命的选择。贺麟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中说“轻蔑政治比反对政治还要坏。”可以说陶渊明的晚期的确是反对刘宋政权的僭政，但陶渊明并没有脱身，并没有逃避。不合作也是一种态度。写诗和归隐，都是以另一种形式对政治的参与。美国女伦理学家纳斯鲍姆提出“诗性正义”的概念，认为正义同样可以通过感性的诗来实现，正确的判断同样需要诉诸情感和想象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渊明的确是通过诗构建自己的正义城邦，也通过诗来追问那个亘古的问题：人应该怎样生活？
